避讳篇第五

避讳为民国以前吾国特有之体制，故史书上之记载，有待于以避讳解释者甚众，不讲避讳学，不足以读中国之史也，吾昔撰《史讳举例》问世，职为是焉。胡身之生避讳最盛之朝，熟谙避讳掌故。其撰《通鉴释文辨误後序》，谓：“海陵所刊公休《释文》，以乌桓为乌元。宋朝钦宗讳桓，靖康之初，公休没久矣，安得预为钦宗讳！”即利用避讳以证史书伪讬之一法。其注《通鉴》，以避讳为训释者尤多。兹所采不过数十条，而避讳常识已略具于是矣。

周安王十一年，初，田常生襄子盘。

注曰：田常，即《左传》陈成子恒也。温公避仁庙讳，改“恒”曰“常”。（卷一）

此避讳改前人名。然宋真庙讳恒，仁庙讳祯，此以避讳为解释在第一卷而即误者。《鉴注自序》所谓“人苦不自觉，前注之失吾知之，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”。陈景雲、赵绍祖辈著书专纠《胡注》，对此亦无所举正，何耶！

周显王三十一年，一救荆祸。

注曰：秦讳楚，故其国记率谓楚为荆。太史公取秦记为《史记》，《通鉴》又因《史记》而成书，故亦以楚为荆。（卷二）

此避讳称异名。秦始皇父庄襄王名子楚，见司马贞《索隐》。

周赧王元年，管叔监商。

注曰：古殷、商通称，商者以始封为国号，殷者以都亳为国号。按《孟子》陈贾只云“监殷”，今《通鉴》云“监商”，避宋庙讳也。（卷三）

此亦避讳称异名。宋太祖父名弘殷。

周赧王四年，燕王请献常山之尾五城以和。

注曰：常山即北岳恒山也。汉文帝讳恒，改曰常山，置常山郡。（卷三）

此避讳改地名。汉文帝、唐穆宗，宋真宗，皆讳恒。汉改恒山为常山，中经屡变，唐乾元间复为恒州，元和间避穆宗讳，又改为镇州。其沿革複杂，半由避讳而然。

汉成帝永始三年，梅福上书曰：“孝武皇帝好忠谏，说至言，出爵不待廉茂。”

注曰：廉茂，孝廉秀才也。光武讳秀，改为茂才。（卷三一）

此避讳改诸名号。

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，帝舅寿张恭候樊宏薨。

注曰：寿张县属东平国。春秋曰良，汉曰寿良，帝避叔父赵王良讳，改曰寿张。宏，帝舅也，谥敬侯，曰恭侯，温公避国讳也。（卷四四）

此条前半避讳改地名，後半避讳改前人谥。宋太祖祖名敬。

汉和帝永元九年，诏遣行征西将军刘尚，越骑校尉赵世副之。《考异》曰：“《西羌传》作赵代，今从《帝纪》。”

注曰：余谓唐太宗讳世民，贤注《范史》，偶检点及此，遂改“世”为“代”耳。（卷四八）

此避讳改前人名。“偶检点及此”者，言非一定改也。“世民”二字不连称，本可不避，所谓二名不偏讳也。

魏元帝景元四年，蜀光禄大夫谯周之主降魏也，曰：“若陛下降魏，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，周请身诣京都，以古义争之。”

注曰：京都，谓洛阳魏都。晋景王讳师，晋人避之，率谓京师为京都。蜀方议降，谯周已为晋人讳矣。吁！（卷七八）

此避讳改常语。然“京都”云者，谯周原词乎？抑晋史臣为之改避乎？方蜀议降时，司马氏尚未篡魏，安得晋讳而避之！惟谯周实驽臣也，孙绰评曰：“为天子而乞降请命，何耻之深乎！”孙盛评曰：“《春秋》之义，国君死社稷，况天子而可辱于人乎！”身之盖深有痌于德祐之北行也，身之岂不知此“京都”为晋史臣所改哉，而故以是为谯周之言者，恶周之辱国也。

晋惠帝太安元年，董艾陈兵宫西，纵火烧千秋神武门。

注曰：千秋神武门，宫西门也。东汉曰神虎，晋及南北诸史皆唐群臣所定，唐太祖讳虎，避之改为武。（卷八四）

此避讳改诸名号。神虎门亦改神兽门，《梁书》十一《张弘策传》是也。

晋安帝隆安四年，以琅邪王师何澄为尚书左僕射。

注曰：晋诸王置师友文学各一人，初避景帝讳，改“师”为“傅”，后以祧庙不讳，复为“师”。（一一一）

此已祧不讳。除所谓不祧之祖外，大抵七世以内则讳，七世以上则亲尽，迁其主于祧，不复讳。然此非所论于赵宋。

晋安帝义熙四年，秃髪傉檀以世子武臺为太子，录尚书事。

注曰：武臺本名虎臺，唐人作《晋书》，避唐祖讳，改“虎”为“武”，《通鉴》因之。（一一四）

此避讳改前人名。钱竹汀《通鉴注辩正》云：“《通鉴》第百十六卷，称虎臺者十二，第百十九卷，称虎臺者五，俱不作'武’字。盖温公杂采他书，前后有驳文，注家不能举正也。”

义熙七年，卢循晨至龙编南津。

注曰：交趾郡龙编县，州郡皆治焉。《水经注》：“汉建安二十三年，立州之始，蛟龙磐编于水南北二津，故改龙渊曰龙编。”余据二《汉志》皆作龙编，无亦师古、章怀避唐讳，因亦改“渊”为“编”乎！（一一六）

此《水经注》三十七，叶榆河之文。身之盖反言之，以见由“渊”改者，不必皆避唐讳也。郦注固在师古、章怀之前，即刘昭亦在颜、李之前也。

宋文帝元嘉三十年，劭、濬忧迫无计，以辇迎蒋侯神像置宫中，稽颡乞恩，拜为大司马，封锺山王。

注曰：蒋侯，蒋子文也，庙食锺山。吴孙氏以其祖讳钟，改曰蒋山。（一二七）

此亦避讳改地名。劭元凶劭；濬始兴王濬也。

宋孝武帝大明七年，上每因宴集，使群臣自相嘲讦以为乐。吏部郎江智渊，素恬雅，渐不会旨。尝使智渊以王僧朗戏其子彧，智渊正色曰：“恐不宜有此戏！”上怒曰：“江僧安痴人，痴人自相惜。”僧安，智渊之父也。智渊伏席流涕。

注曰：古人畏闻父母名，惟君所无私讳。今人虽各有家讳，然稠人广座中，往往不敢以为讳。吾是以叹隋世以前人士犹为近古也。（一二九）

此言避家讳。《容斋续笔》十一云：“唐人避家讳甚严，固有出礼律之外者。韩文公作《讳辩》，论之至切，不能解众惑也。《旧唐史》至谓韩公此文为文章之纰缪者，则一时横议可知矣。”容斋方叹避家讳者之拘执不通，而身之则转叹今人之不避家讳，何也？时世已不同也。宋人避讳，严于有唐，识者恒以为病，王观国《学林》三，至称之为“酷讳”。《春秋·襄四年》胡氏《传》，亦谓：“愚者违礼以为孝，谄者献佞以为忠，忌讳繁，名实乱，而《春秋》之法不行矣。”至元而一反之，因元诸帝名皆译音，无定字，故国讳不避，而家讳亦渐废弛，身之伤之。“隋世以前”云云，谓南北混一以前也。元混一南北，隋亦混一南北，故曰“隋以前人士”也。

然元时家讳废弛，官讳仍然重视。周密《癸辛杂识》续集下，言：“叶亦愚之为右丞相也，李澌泉班通书，题衔云：'门生中奉大夫、福建道宣慰使班。’盖径去自己之姓，以避其名，其苟贱不足道如此。澌泉在前朝为省元，为从官，为督府参谋。所守如此，宋安得不亡！”叶亦愚名李，《元史》一七三有传。“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，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”，《孝经》盖为若辈言之耶！此身之所为长叹也。

宋明帝泰始二年，吴喜进逼义兴。

注曰：义兴，今常州之宜兴也。我朝太平兴国元年，避太宗御名，改为宜兴。（一三一）

宋太宗初名匡义，又名光义。

齐东昏侯永元二年，前建安戍主安定席法友等。

注曰：《北史》曰：魏正光中，群蛮出山，居边城、建安者八九千户。边城郡治期思，则建安戍亦当相近。隋改期思县为殷城县。我宋建隆元年，改殷城为商城，避宣祖讳也。後省为镇，入光州固始县。（一四三）

此二条之“我朝”、“我宋”，可与《本朝篇》参照。

齐和帝中兴元年，萧衍遣从弟宁朔将军景镇广陵。

注曰：景本名昺，李延寿作《南史》，避唐庙讳，改“昺”为“景”，《通鉴》因之。（一四四）

此避讳改前人名。唐高祖父讳昞，《南、北史》于“丙”皆作“景”，今日学子，殆无不知，而在昔时，则名家犹有未晓者，故注中及之。黄朝英撰《靖康缃素杂记》，《学海类编》著录考据类，其书为《四库提要》所称。然《野客丛书》九，言：“古今书籍，字文换易，往往出于避讳。《汉书注》以'景’代'丙’，如'景科’、'景令’之类，《晋书》与唐人文字亦然，《缃素杂记》亦莫晓而可，僕考之，盖唐初为世祖讳耳”云云。今学海本《缃素杂记》阙此条，然由《野客丛书》证之，则“景”为“丙”之避讳，当时未必夫人皆知也。

梁武帝普通五年，魏加李崇使持节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北讨大都督。命抚军将军崔暹、镇军将军广阳王深，皆受崇节度。

注曰：按魏收《魏书》作“广阳王渊”，李延寿《北史》作“广阳王深”，盖避唐讳，《通鉴》承用之。（一五〇）

此因避讳，一人二史异名。

梁武帝中大通二年，魏中书侍郎邢子才之徒。

注曰：邢劭，字子才，避魏主兄彭城王劭讳，故以字行。本传云：“少时有避，遂不行名。”（一五四）

此避讳称其字。唐刘知幾避玄宗嫌名，以字行，亦其例也。然宋人清人皆讳玄，又复称为知幾。

中大通六年，东魏遣恒农太守田八能。

注曰：恒农即弘农，后魏避显祖讳，改“弘”曰“恒”，音常。（一五六）

“弘”为数朝同讳，後魏显祖、唐高宗太子，皆讳弘，宋太祖父讳弘殷，故魏改弘农为恒农，唐亦一度改弘农为恒农。而其後“恒”又为唐宋同讳，故皆不称恒农。事颇纠纷，《史讳举例》五曾辨之。《容斋三笔》十一，言：“本朝尚文之习大盛，礼官讨论，每欲其多，庙讳遂有五十字者，此风殆不可革。真宗讳从心从亘，音胡登切，若缺其一画，则为，遂并字不敢用，而易为'常’矣。”盖钦宗讳桓，“恒”又犯其旁讳也。

隋炀帝大业九年，杨玄感与虎贲郎将王仲伯、汲郡赞治赵怀义等谋。

注曰：按《隋志》：“帝改州为郡，郡置太守，罢长史司马，置赞务一人以贰之。”赞务，即赞治也。《隋书》成于唐臣，避高宗名，故改“治”为“务”。（一八二）

唐高祖武德元年，以礼部尚书窦琎为户部尚书。

注曰：按《六典》，贞观二十三年避太宗讳，始改民部尚书为户部尚书。史家以后来官名书之也。（一八五）

此二条皆避讳改前代官名。

武德九年，温公论太宗之立曰：彼中、明、肃、代之传继，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！

注曰：明皇不称庙号而称帝号者，温公避本朝讳耳。中宗、肃宗之季，玄宗、代宗并以兵清内难而后继大统。（一九一）

温公以宋讳玄朗，故不称唐玄宗，而称明皇。注称宋为“本朝”，亦就温公言之。身之称宋，大抵曰“我朝”，见《本朝篇》。

又，置弘文馆于弘文殿侧。

注曰：《唐会要》，武德四年，于门下省置修文馆。至九年三月，改为弘文馆。至其年九月，太宗即位，于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馀万卷，于殿侧置弘文馆。贞观三年，移于纳义门西，即我朝之崇文馆也。避宣祖讳，改“弘”为“崇”。（一九二）

此避讳改诸名号。

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，以叠州都督李勣为特进、检校洛州刺史、洛阳宫留守。

注曰：李世勣去“世”字，避太宗二名也。（一九九）

此避讳去其名一字。

唐高宗龙朔二年，司宪大夫杨德裔，劾奏郑仁泰等。

注曰：汉御史台有二丞，掌殿内秘书，谓之中丞。汉末改为御史长史，後汉复为中丞。後魏改为中尉正，北齐复曰中丞。後周曰司宪中大夫，隋讳中，改为治书御史，唐因之，贞观末避高宗名，改为中丞。是年改为司宪大夫。（二〇〇）

此避讳改官名。隋讳中，改为治；唐讳治，又回改为中。

唐高宗麟德元年，今日唯知准敕。

注曰：准与準同。本朝寇準为相，省吏避其名，凡文书準字皆去“十”，后遂因而不改。（二〇一）

此“本朝”亦就寇公而言。以“准”为避寇公讳，乃南宋时最流行之一说，故注中述之。各家说部，如《项氏家说》、《甕牖闲评》、《爱日斋丛钞》之属，多曾讨论及此。费衮《梁谿漫志》一，言：“省中出敕，旧用'準’字，辄去其'十’。或云蔡京拜相时，省吏避其父名。然王珪父亦名準，而寇莱公亦尝作相，不知书敕避讳，自何时始也。近年稍稍复旧”云。所谓近年者，《漫志·自序》，作于绍熙三年。先是周益公知枢密，曾令吏辈复用“準”字，记其事于《二老堂杂志》三，言：“敕牒'準’字，去'十’为'准’，或谓本朝因寇準为相而改，又云曾公亮、蔡京父皆名準而避，其实不然。予见唐告已作'准’，又考五代堂判亦然。顷在密院，令吏辈用'準’字”云。盖“準”“准”自古通用，以为因避讳改者固非，然正因其通用，而避讳者遂以“準”为“准”，凡讳準者皆可如此，不必定指一人以实之也。《野客丛书》十四，言：“今吏文用承准字，合书'準’，说者谓因寇公当国，人避其讳，遂去'十’字。僕考魏晋石本吏文，多书此承准字。又观秦汉间书，与夫隶刻，平準多作'准’，知此体古矣”云。惟《四库〈野客丛书〉提要》，谓“以'準’为'准’，始于吕忱《字林》，见郭忠恕《佩觿》所引”，讥王楙“泛举唐碑，为千虑一失”。夫吕忱为西晋初人，王楙所引者魏晋石本，及秦汉间书，与夫隶刻，明在吕忱之前，何尝涉及唐碑一语。《提要》欲张《字林》之说，矜为创获，故抑楙书，遂不惜舞文以入其罪。然《野客丛书》具在，焉可诬也。

唐玄宗开元二十年，起居舍人王仲丘，请依明庆礼。

注曰：明庆即显庆也，避中宗讳，改曰明庆。（二一三）

此避讳改年号，显庆唐高宗年号也。

唐僖宗中和三年七月，李克用为河东节度使。《考异》曰：贾纬《唐年补录》：“五月制，李讳可同平章事，充河东节度使。”

注曰：按《薛史》．：“晋天福六年二月，贾纬撰《唐年补录》上之。”贾纬，真定获鹿人，历事唐、晋、汉、周，故不敢称克用名。（二五五）

此避讳空字。或作空围，或阙其字而不书，或旁注讳字，注家每误作他人，学者不可不知也。详《史讳举例》四。

唐昭宗景福二年，以嗣覃王嗣周为京西招讨使。《考异》曰：按顺宗子经封郯王，嗣周当是其後。会昌後，避武宗讳，改“郯”作“覃”。

注曰：按武宗讳瀍，後改讳炎。如《考异》所云，盖避“郯”字旁从“炎”字也。（二五九）

讳有新旧，知其一不知其二，则莫识其何所避矣。《新唐书纠缪》十九，言：“古之封一字王者皆国名，至唐则有以州名，而其内有封覃王者，不知此国名耶？州名耶？或潭之误耶？”吴氏盖不知其避武宗新讳，改“郯”为“覃”也。岂特吴氏不知，王西庄亦不知。《十七史商榷》八七云：“裴炎请还政豫王旦，为御史崔察诬奏死，《新、旧唐书》同，其事甚明。孙樵《可之文集》第五卷，《孙氏西斋录》云：'崔察贼杀中书令裴者何。’裴下注云：'名犯武宗讳。’按武宗讳瀍，孙氏云云，未详。”西庄盖只知武宗旧讳，不知新讳，故反讥孙氏为谬也。然《两唐书·武宗纪》，开篇即云“帝讳炎”，西庄盖失之眉睫耳。

唐昭宗天復三年，温公《宦官论》曰：崔昌遐无如之何。

注曰：崔胤字昌遐，《通鉴》称其字，避宋朝太祖庙讳也。（二六三）

此避讳称其字。《新唐书·公主传》，驸马程昌胤，《杨贵妃传》作程昌裔，吴缜《纠缪》以为未知孰是，亦因避“胤”为“裔”，致有异文耳。

又，朱全忠遣曹州刺史杨师厚，追及辅唐。

注曰：《薛史·地理志》曰：“密州辅唐县，梁开平二年改为安丘；唐同光元年复旧名；晋天福七年改为胶西，避庙讳也。”宋复曰安丘。（二六四）

石敬瑭亦避讳改地名，所谓沐猴而冠也。

後梁太祖开平三年，湖州刺史高澧以州叛，附于淮南，举兵焚义和临平镇。

注曰：《九域志》，杭州仁和县有临平镇。按仁和县本钱塘县，宋朝太平兴国初，改钱塘县曰仁和，盖亦先有义和地名，又避太宗藩邸旧名，遂改曰仁和也。（二六七）

钱塘、仁和，人所共知，义和则知之者鲜矣。

开平四年，自是镇、定复称唐天祐年号，复以武顺为成德军。

注曰：镇、定臣梁，称开平年号，避梁庙讳，改成德军为武顺军。今既与梁猜阻，故年号军号，皆复唐之旧。（二六七）

镇指王镕，定指王处直。避讳与奉正朔相等，服则避，不服则不避，五代时其例特著。晁氏《读书志》“石经尚书”条云：“经文有'祥’字，皆阙其画，而亦阙'民’字，盖孟氏未叛唐时所刊也。”又“石经论语”条云：“阙唐讳，立石当在孟知祥未叛之前。”又“石经左氏传”条云：“按文不阙唐讳，而阙'祥’字，当是孟知祥僭位後刻石也。”此并以避讳叛服定刻石时代之先後。

後梁太祖乾化元年，以刘守光为河北道采访使，遣閤门使王瞳、受旨史彦群，册命之。

注曰：受旨，盖崇政院官属，犹枢密院承旨也。梁避庙讳，改“承”为“受”。（二六八）

此避讳改官名。

後唐明宗天成元年，前直指挥使平遥侯益，脱身归洛阳。

注曰：刘昫曰：“平遥即汉平陶县，魏避国讳，改陶为遥。”唐属汾州。宋白曰：“後魏以太武帝名焘，改平陶为平遥。”（二七五）

刘昫、宋白二说皆不确，《史讳举例》六曾辩之。《魏·地形志》，济阴郡有定陶；阳平郡有馆陶；钜鹿郡领县四，廮陶与廮遥并列；南安阳郡有中陶。皆不避讳，何独平陶避讳。身之特循旧说云尔。

後汉高祖天福十二年，初，杜重威既以晋军降契丹。

注曰：杜重威初避晋主重贵名，去“重”单名威，及晋既亡国，重威即复旧名。其忘恩背主，此特末节耳。（二八六）

重威避帝名，去“重”字止称“威”，见二百八十三卷，天福八年注。重威贪暴鄙夫，本不足道。《欧史》五十二言：“晋之事丑矣，使重威等不叛以降虏，亦未必不亡。盖天下恶之如彼，晋方任之如此，所谓临乱之君，各贤其臣。”晋主实自取之，非重威等能亡之也。

又，李达以其弟通知福州留后。

注曰：李仁达降唐，唐赐名弘义，编之属籍。及其叛唐，为唐所攻，求救于吴越，而“弘”字犯吴越讳，改名为达。其弟先名弘通，亦止名通。（二八七）

此因避讳，一人而数名。李达先名仁达，唐赐名弘义；既叛唐，自称威武留後，更名弘达，奉表请命于晋；及为唐所攻，又更名达，奉表乞师于吴越。见二百八十五卷。达盖一反覆之徒，拥兵以为利者。今《薛史辑本》八四，《晋少帝纪》有“权知威武军节度使李宏达”，即其人。盖清人亦讳“弘”，馆臣改写为“宏”，于是一人而五名矣。史之不易读如此。

後汉隐帝乾祐三年，徙折从阮为武胜节度使。

注曰：按《五代会要》，周广顺二年三月，始改邓州威胜军为武胜军，避周太祖名也。史以後来所改军名书之耳。（二八九）

避讳有先时者，史以後来所改之名书之，篇中屡见。然避讳亦有后时者，今人讲板本，每以讳字定时代之先後，不尽可据也。孔齐《至正直记》三，言：“经史中往往承袭故宋俗忌避讳，字画减省，如匡字贞字，敬字恒字，勗字玄字，殷字构字朗字，皆不成文。以让为逊，玄为元，慎为顺，桓为威，匡为康，弘为洪，贞为正，敬为恭，又追改前代人名，甚是纰缪。国朝翰林院及诸处提举司儒学教授官，当建言前代之失，合行下书坊，订正所刻本，重新校勘，毋致循习旧弊可也。”《至正直记·小序》，成于至正二十年庚子，去元之亡仅七年，其言如此，则元时板本之避宋讳者多矣，岂能以是为准。盖避讳之本意为敬慎，其后定为功令，又其後成为习惯，至成为习惯，则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。辛亥革命至今三十四年，其曆数已超过齐、陈、周、隋诸史，而清讳玄、弘、宁、等字，尚有阙末笔者，岂尽出于敬慎哉，相承以熟耳。

後周太祖广顺元年，郭崇威更名崇，曹威更名英。

注曰：皆避帝名也。（二九〇）

避讳改名，本普通之例，然改名后不知其旧名，则不知其避何人之讳矣。《永乐大典》引《薛史·曹英传》云：“旧名犯太祖庙讳。”《册府元龟》八二五所引同，《薛史》仍周实录之文也。今殿本《薛史》一二九《周书·曹英传》，乃作“旧名犯今上御名”，馆臣盖不知英旧名威，又不悟《周书》之太祖自是郭威，乃误以为宋太祖；又以为《薛史》成于开宝，不应豫称太祖，故改为“今上”。然则英旧名匡或名胤也，岂不缪哉，其弊在不参考《通鉴胡注》耳。

後周世宗显德五年，唐主避周讳，更名景。下令去帝号。

注曰：避周信祖讳也。（二九四）

郭威之高祖讳璟，南唐李璟既降周，故更名景。信乎避讳与否，足为叛服凭证，此中国史特有之例也。

考证篇第六

胡注长于地理及考证，今日学者无不知。书名《表微》，非微何必表也？曰：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，欲实事求是，非考证不可。彼毕生从事考证，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；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，亦未必是也。兹特辑存数十条，以备史学之一法，固知非大义微言所在也。

周赧王五十五年，秦前後斩首虏四十五万人，赵人大震。

注曰：此言秦兵自挫廉颇至大破赵括，前后所斩首虏之数耳。兵非大败，四十万人安肯束手而死邪！（卷五）

考证贵能疑，疑而後能致其思，思而後能得其理。凡无证而以理断之者，谓之理证。《朱子语类》一三四，言：“赵卒都是百战之士，岂有四十万人肯束手受死，决不可信。”又言：“恐只司马迁作文如此，未必能尽坑得许多人。”此理证也。身之之言盖本于朱子。

秦二世二年，李斯上书，言：“赵高劫陛下之威信，其志若韩玘为韩安相也。”

注曰：《索隐》曰：“玘一作起，并音怡，韩大夫弑其君悼公者。然韩无悼公，或郑之嗣君。案《表》：韩玘事昭侯，昭侯以下四世至王安。斯说非也。”余观李斯书意，正以胡亥亡国之祸，近在旦夕，故指韩安以其用韩玘而亡韩之事警动之。韩安之时，其臣必有韩玘者，特史逸其事耳。李斯与韩安同时，而韩安亡国之事，接乎胡亥之耳目，所谓殷鉴不远也。《索隐》于数百载之下，议其说为非，可乎！（卷八）

史阙无徵，即以李斯书为徵，并可以补史之阙也。

汉成帝绥和二年，议郎耿育上书冤讼陈汤曰：“甘延寿、陈汤，为圣汉扬钩深致远之威，雪国家累年之耻，讨绝域不羁之君，系万里难制之虏，岂有比哉！先帝嘉之，仍下明诏，宣著其功，改年垂曆。”

注曰：师古曰：“谓改年为竟宁也。不以此事，盖当其年上书者附著耳。”余按《元纪诏》曰：“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，既伏其辜，呼韩邪单于修朝保塞，边垂长无兵革之事，其改元为竟宁。”则改年亦以此事，非附著也。（卷三三）

竟宁谓究竟安宁，犹今言到底胜利也。师古以为适合，身之以为非适合，引《元纪诏》为证，是之谓书证。

王莽始建国二年，立国将军孙建奏：“陈良、终带，自称废汉大将军，亡入匈奴。”

注曰：废汉，言汉氏已废灭也，孙建之言云尔。（卷三七）

陈良、终带，反王莽而亡入匈奴者也。自称“大汉将军”则有之，岂有自称“废汉”之理！孙建述其言而改之以媚莽，遂不觉其不词。身之盖有见于当时“亡宋”之称，故知此为莽将军孙建之言耳。

始建国三年，沛国陈咸，以律令为尚书。莽辅政，多改汉制，成心非之，叹曰：“《易》称'见幾而作，不俟终日’，吾可以逝矣！”即乞骸骨去职。及莽篡位，召咸为掌寇大夫，咸谢病不肯应。时三子参、钦、丰皆在位，咸悉令解官归乡里，闭门不出。

注曰：中兴之後，沛方为国，此由《范史》以後来所见书之也。陈咸，後汉陈宠之曾祖。（卷三七）

以後来之名加诸前，在史家为惯例。若文物本身而有此，则真伪问题生矣。中兴之後，沛方为国，莽时安得有沛国之名乎！《注》特斥言之，促学者以实事求是之精神，当于细微处加之意耳。

汉淮阳王更始二年，萧王復与铜马馀众，大战于蒲阳。

注曰：贤曰：“前书《音义》曰：'蒲阳山，蒲水所出，在今定州北平县西北。’”余按此乃《班书·地理志》中山曲逆县下分注，非《音义》也。（卷三九）

以《汉书》本注为《音义》，乃偶误。此条与前条，皆史家正名之法。

汉光武帝建武二年，李宝倨慢，禹斩之。《考异》曰：更始柱功侯李宝，时为刘嘉相，此盖别一人同姓名。

注曰：余参考《范书》，究其本末，汉中王嘉，即以更始柱功侯李宝为相，禹诛之，非别一人也。（卷四〇）

《考异》有误，不为之讳，《胡注》所以为《通鉴》功臣。

建武十四年，大中大夫梁统疏：“丞相王嘉，轻为穿凿，亏除先帝旧约成律。”

注曰：按《嘉传》及《刑法志》，并无其事。统与嘉时代相接，所引固不妄矣，但班固略而不载也。（卷四三）

史略不载，即以梁统疏为证，并可以补史之略。

建武十七年，拜马援为伏波将军，以扶乐侯刘隆为副，南击交趾。

注曰：贤曰：“扶乐县名，属九真郡。”余谓贤说误矣，九真郡未尝有扶乐县。隆初封亢父侯，以度田不实免，次年封为扶乐乡侯。则扶乐乃乡名，非县名，贤考之不详也。《水经注》：“扶乐城在扶沟县，砂水径其北。”（卷四三）

《晋志》九真郡有扶乐县，谓“九真郡未尝有扶乐县”者，指《汉志》也。贤以晋地理释汉地理，故《胡注》以为误。

汉明帝永平十六年，诸国皆遣子入侍。西域与汉绝六十五载，至是乃复通焉。

注曰：王莽天凤三年，焉耆击杀王骏，西域遂绝，至此五十八载耳。此言与汉绝六十五载，盖自始建国元年数之，谓莽篡位而西域遂与汉绝也。（卷四五）

考史当注意数字，数字有不实，则当稽其不实之由。王莽初年，西域虽与中国通，而对手者实为莽，故曰“与汉绝”。其义甚精，非好学深思，不能得其解也。

汉和帝永元十五年，是岁初令郡国以曰北至按薄刑。

注曰：时有司奏，以为夏至则微阴起，靡草死，可以决小事，遂令以曰北至按薄刑。贤曰：“《礼记·月令》曰：'孟夏之月，靡草死，麦秋至，断薄刑，决小罪。’按五月一阴爻生，可以言微阴。今《月令》云'孟夏’，乃是纯阳之月，此言'夏至’者，与《月令》不同。”余按安帝永初元年，鲁恭言：“自永元十五年，按薄刑改用孟夏。”则夏至乃谓夏之初至。《范史》以“日北至”书之，其误后人甚矣。（卷四八）

以夏初至为日北至，此《范史》之偶误，《通鉴》因之，贤注疑之。《胡注》稽其致误之由，盖误解鲁恭之疏，以孟夏之夏初至为夏至，遂书为“日北至”。此条亦史家正名之法。

汉献帝初平元年，盖勋曰：“昔武丁之明，犹求箴谏。”

注曰：贤曰：“武丁，殷王高宗也，谓傅说曰：'启乃心，沃朕心。’说復于王曰：'惟木从绳则正，后从谏则圣。’”余谓盖勋忠直之士，时卓方谋僭逆，不应以武丁之事为言。据《国语》，楚左史倚相曰：“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，犹箴儆于国曰：'毋谓我老耄而捨我，必恭恪于朝，朝夕以交戒我。闻一二之言，必诵志而纳之，以训道我。’及其没也，谓之叡圣武公。”勋盖以卫武公之事责卓也。史书传写，误以“公”为“丁”耳。（卷五九）

此即《校勘篇》中之理校法。先以理斥其非武丁，然后据《楚语》以证其为武公之误。其说精切，然实一字之讹，以其词繁，故隶本篇。

汉献帝建安十年，畿在河东十六年，常为天下最。

注曰：杜畿之子为杜恕，恕之子为杜预。其守河东，观其方略，固未易才也。余窃谓杜氏仕于魏晋，累世贵盛，必有家传，史因而书之，固有过其实者。（卷六四）

此提示人读史必须观其语之所自出也。南宋仕宦之贵盛，莫过于史氏，以史弥远之姦，而《宋史》不以入《姦臣传》，身之盖有先见矣。

魏邵陵厉公正始八年，大将军爽，用何晏、邓飏、丁谧之谋，迁太后于永宁宫。

注曰：据后魏起永宁寺于铜街西，意即前魏永宁殿故处也。又据《陈寿志》，太后称永宁宫，非徙也。意者晋诸臣欲增曹爽之恶，以“迁”字加之耳。《晋书·五行志》曰：“爽迁太后于永宁宫，太后与帝相泣而别。”盖亦承晋诸臣所记也。（卷七五）

《鲒埼亭集》外编廿八，《读魏志曹爽传》云：“旧史不平之事，有二大案焉：其一为曹爽；其一为王叔文王伾。爽以曹氏宗支，有见于司马氏之难制，夺其官，思以张王室，不可谓非。而不自知驾驭奸雄之非其才也，委任何、邓，而又非其才也，遂见覆于司马氏。既覆，而司马氏百端造谤以加之，史臣从而书之，居然下流之归矣。叔文伾之事，范文正公颇昭雪之，而爽之冤，千古无言之者，呜呼！八司马当时幸而不死，皆有文章经術传于世，故後人尚有昭雪之者，何、邓实亦八司马之流，浮躁率露则有之，其心岂有他哉！身罹重典，不复邀有心人之原谅，其可伤也！”《潜研堂集》二，亦有《何晏论》，云：“陈寿之徒，以平叔与司马宣王有隙，故传记不无诬词。”二家所论，意与《胡注》同。然《胡注》所用之方法是考证，二家则评论耳。

魏邵陵厉公嘉平三年，初，令狐愚为白衣时，众人谓愚必兴令狐氏。族父弘农太守邵，独以为“必灭我宗”，愚闻之，心甚不平。及愚仕进，所在有名称，从容谓邵曰：“先时闻大人谓愚为不继，今竟云何耶？”邵熟视而不答，私谓妻子曰：“公治性度，犹如故也。以吾观之，终当败灭。”邵没後十馀年，而愚族灭。

注曰：此晋人作魏史所书云尔。（卷七五）

愚附《魏志》廿八《王凌传》，凌之甥也。与凌同讨司马懿而失败，此明为司马氏谤愚之词，读史者当观其语之所自出。

魏元帝景元三年，吴主喜读书，欲与博士韦昭、盛冲讲论。张布以昭、冲切直，恐其入侍，言己阴过，固谏止之。吴主曰：“孤之涉学，群书略遍，但欲与昭等讲习旧闻，亦何所损！君特恐昭等道臣下姦慝，故不欲令入耳。”布皇恐陈谢，且言“惧妨政事”。吴主曰：“王务学业，其流各异，不相妨也。不图君今日在事，更行此于孤，良甚不取。”布拜表叩头。

注曰：据《陈寿志》，自“孤之涉学”已下，皆诏答之语。布得诏惶恐，以表陈谢，重自序述，吴主又面答之。自“王务学业”以下，皆面答之语。所谓“今日在事，更行此于孤”，盖比之孙，以擅权之时，不使吴主亲近儒生也。于是布拜叩头，未尝再上表也，此“表”字衍。在事者，在官任事也。（卷七八）

有诏答，有面答，有表谢，有面谢。节引史书，宜细分析，不得混而无别，此示初学以引书之法则耳。

晋孝武帝太元七年，是岁秦大熟，上田亩收七十石，下者三十石，蝗不出幽州之境，不食麻豆，上田亩收百石，下者五十石。

注曰：物反常为妖。蝗之为灾尚矣，蝗生而不食五穀，妖之大者也。农人服田力穑，至于有秋，自古以来，未有亩收百石、七十石之理，而亩收五十石、三十石，亦未之闻也。使其诚有之，又岂非反常之大者乎！使其无之，则州县相与诬饰以罔上，亦不祥之大者也。秦亡宜矣！（一〇四）

此以常理证其妄。

梁武帝普通四年，魏以尚书左丞元孚为行臺尚书，持节抚谕柔然。孚，谭之孙也。

注曰：魏孝昌元年，元谭为幽州都督，后此三年。按《魏书》，谭，太武之子。盖魏宗室多有同名者。（一四九）

魏太武之子临淮王谭，孚之祖也；赵郡王幹之子谭，为幽州都督者也。二人皆魏宗室而同名，但相距数十年。钱竹汀《魏书考异》一，有“魏宗室多同名”条，盖受《胡注》之启发者。

梁武帝中大通三年，韶曰：“韶闻小能敌大，小道大淫。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。”

注曰：“小能敌大，小道大淫”，《左传》记随大夫季梁之言也。“皇天无亲，唯德是辅”，《书·蔡仲之命》之辞也。段韶父子起于北边，以骑射为工，安能作《书》语！魏收以其于北齐为勋戚，宗门强盛，从而为之辞耳。孟子曰：“尽信《书》，不如无《书》。”信哉！（一五五）

“小能敌大”二语见《左·桓六年·传》，段韶见《北齐书》十六。《通鉴注商》以为“《北齐书》非魏收作，《胡注》误也”。然北齐国史本修于魏收，故《胡注》云然。

梁简文帝大宝二年，湘东王绎谓将佐曰：“贼若水步两道，直指江陵，此上策也；据夏首，积兵粮，中策也；悉力攻巴陵，下策也。巴陵城小而固，僧辩足可委任。景攻城不拔，野无所掠，暑疫时起，食尽兵疲，破之必矣。”

注曰：湘东安能料敌如此，当时作史者为之辞耳。（一六四）

所谓当时作史者，指萧韶《太清纪》也。《南史》五一《萧韶传》：“太清初为舍人，城陷西奔江陵。人士多往寻觅，令说城内事，韶乃疏为一卷，客问便示之。湘东王闻而取看，谓曰：'昔王韶之为《隆安纪》，说晋末之乱离。今之萧韶，亦可为《太清纪》矣。’韶既承旨撰著，多非实录，湘东王德之，改韶继宣武王，封长沙王。”是韶撰《太清纪》，多袒湘东，史已言之矣。

《太清纪》十卷，《隋、唐志》著录，《通鉴考异》多引之，《太平御览》宗亲部亦引之。《崇文总目》云：“《太清纪》起太清元年，尽六年。”太清年号止三年，而云“尽六年”者，《梁书·元帝纪》，大宝三年，元帝犹称太清六年。是《太清纪》乃本湘东之意而作，其有利于湘东，自不待言。《通鉴考异》太清三年六月条，谓“此皆萧韶为元帝隐恶饰词”，九月条又谓“此亦萧韶之虚美”。身之所谓“当时作史者”，殆即指此。

张宗泰《鲁岩所学集》一，不知此条是考证，非评论，乃谓：“胡三省注《通鉴》，多附史评。然有以轻于持论而失之者，如梁湘东王绎，当太清、大宝年间，置君父之仇于不问，而日与兄弟叔侄称兵，其人原不足论，而其料事之明，则有不容没者。三省曰：'湘东安能料敌至此，当时作史者为之辞耳。’湘东得国仅三年，国破家亡，身死敌手，史臣何所爱于湘东而为之虚美！此则不曾参验前后情事，而妄为云云也。”鲁岩之论如此，甚矣鲁岩之轻于持论，不广参他籍，而妄肆讥评也！岂必得国久而后有史臣为之虚美哉！《太清纪》固撰在湘东未即位之前也。

陈宣帝太建八年，十月丙辰，齐主猎于祁连池，癸亥还晋阳，甲子齐集兵晋祠，庚午齐主自晋阳帅诸军趣晋州，壬申晋州陷。齐主方与冯淑妃猎于天池，晋州告急，右丞相高阿那肱曰：“大家正为乐，边鄙小小交兵，何急奏闻！”至暮使更至，云：“平阳已陷。”乃奏之。齐主将还，淑妃请更杀一围，齐主从之。

注曰：审如是，则晋州陷之日，齐主犹在天池。天池今在宪州静乐县，至晋阳一百七十馀里，自晋阳南至晋州，又五百有馀里。齐主既以庚午违晋阳而南，无缘复北至天池。窃谓猎祁连池与猎天池共是一事，北人谓天为祁连，故天池亦谓之祁连池。《通鉴》稡集诸书，成一家言。自癸亥排日书至庚午发晋阳，是据《北齐纪》；书高阿那肱不急奏边报，是据《阿那肱传》；书请更杀一围，是据《冯淑妃传》。合三者而书之，不能不相牾。（一七二）

高似孙《纬略》十二，谓“《通鉴》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”，此条即其例。然非逐一根寻其出处，不易知其用功之密，亦无由知其致误之原也。

太建十一年，周主从容问郑译曰：“我脚杖痕，谁所为也？”对曰：“事由乌丸轨、宇文孝伯。”因言轨捋鬚事。

注曰：受杖事见上卷八年。王轨盖赐姓乌丸氏，故称之。宇文孝伯何为出此言也？欲自求免死邪？然终于不免也。捋鬚事见同上。（一七三）

周主之为太子也多失德，王轨等尝言于武帝杖之，故即位后有此问。据《周书》四十《宇文孝伯传》：“郑译答曰：'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轨。’译又因说王轨捋帝鬚事。”《北史》五七同。《胡注》因《读史管见》以宇文孝伯属下读，故曰“宇文孝伯何为出此言”？正以见此言之非出孝伯也。然因此遂为《通鉴补》、《日知录》、《四库提要》、陈景云、赵绍祖等所纠。惟此误读实始于胡明仲，而不始于身之。纠正明仲之误者，有王志坚《读史商语》；纠正《胡注》之误者，有陈仁锡评本《通鉴》，亦不始于《通鉴补》、《日知录》。身之此条，可谓箭瘢若粟矣。考证之事，果未易言也。

太建十四年，隋行军总管达奚长儒将兵二千，与突厥沙钵略可汗遇于周槃。沙钵略有众十馀万，军中大惧。长儒神色慷慨，且战且行，为虏所冲，散而复聚，四面抗拒，转鬥三日，昼夜凡十四战，五兵咸尽，士卒以拳殴之，手皆骨见。

注曰：孟子曰：“尽信《书》，不如无《书》。”五兵咸尽，士卒奋拳击虏，以言死斗则可，若虏以全师四面蹙之，安能免乎！史但极笔叙长儒力战之绩耳，观者不以辞害意可也。（一七五）

此所谓肉薄之战也。兵尽矢穷，偶一为之，未尝不可。然已至是，不败亡者鲜矣，宁足夸乎！

唐高祖武德五年，唐使者王义童，下泉、睦、建三州。

注曰：睦州遂安郡，汉富春、歙县地。刘昫曰：“武德四年，以建安郡之建安县置建州。盖隋置泉州建安郡，治闽县；景雲二年，改为闽州；开元十三年，改为福州。圣歷二年，分泉州之南安、龙溪、莆田三县置武荣州；景雲二年，更武荣州为泉州。”是今之福州，乃唐初之泉州；今之泉州，乃景雲二年之泉州也。（一九〇）

泉州、福州之名颇纠纷。《十驾斋养新录》十一曰：“景雲二年已前，凡曰泉州者，指今福州也。景雲二年之後，凡曰泉州者，指今泉州也者。”语本《舆地纪胜》百三十，颇简括，足与此注相发明。

唐宪宗元和十二年，李愬平蔡州。

注曰：余按李愬入蔡，诚为奇功。史家称述其与诸将扬榷用兵方略，所以取胜之由，遣文命意，实祖《史》《汉》韩信战井陉事所书者。然愬平蔡之事，犹可以发扬，若唐末王式平裘甫事，则又祖李家述平蔡之功者也。若其所敌之坚脆，所规之广狭，固不可以欺衒识者，文之过实者多，学者其于是察之。（二四〇）

唐穆宗长庆二年，军士自采薪刍，日给不过陈米一勺。

注曰：经年之米为陈米。《周礼》：“梓人为饮器，勺一升。”按一升之勺，乃饮器也，非以量米。凡量，十勺为合，十合为升，十升为斗。以量言之，则一人日给一勺之陈米，有馁死而已。作史者盖极言其匮乏，犹武成“血流漂杵”之语。（二四二）

身之常提示学者以察虚之道，明书之不可尽信也。

唐懿宗咸通元年，命趣东南两路军会于剡，围之。贼城守甚坚，攻之不能拔，诸将议绝溪水以渴之。

注曰：剡城东南临溪，西北负山，城中多凿井以引山泉，非绝溪水所能渴，作史者乃北人臆说耳。今浙东诸县皆无城，独剡县有城，犹为完壮。（二五〇）

考地理贵实践，亲历其地，则知臆说之不足据。剡县为身之所亲历。曰“今浙东诸县皆无城，独剡县有城”者，元初隳天下城池，剡得倖免耳。

又，王式平裘甫。

注曰：自至德以来，浙东盗起者再，袁晁、裘甫是也。裘甫之祸，不烈于袁晁。袁晁之难，张伯仪平之，《通鉴》所书，数语而已。今王式之平裘甫，《通鉴》书之，视张伯仪平袁晁事为详。盖唐中世之后，家有私史。王式儒家子也，成功之后，纪事者不无张大，《通鉴》因其文而序之，弗觉其烦耳。《容斋随笔》曰：“《通鉴》书讨裘甫事用《平剡录》。”盖亦有见于此。《考异》三十卷，辩订唐事者居太半焉，亦以唐私史之多也。（二五〇）

此因平裘甫事记载之详，而推论《通鉴》唐事之详由于私史之多，特于此发其凡也。容斋语见《四笔》卷十一。身之盖有感于《张魏公行状》之不无张大乎！《魏公行状》，朱子撰，凡万言，天下信之，以为朱子无虚美也。然朱子尝自言其不实矣，曰：“《张魏公行状》，某只凭钦夫写来事实做去。后见《光尧实录》，其中煞有不相应处，故于这般文字，不敢轻易下笔。《赵忠简行实》，向亦尝为看一过。或有一事，张氏子弟载之，以为尽出张公，赵氏子弟载之，则以为尽出赵公。某既做了魏公底，以为出于张公，今又如何说是赵公耶？故某答他家子弟，令他转讬陈君举，要他去子细推究，参考当时事实，庶得其实而无牾耳。”语见《语类》百三十一。《袁清容集》五十，《跋外高祖史越王尺牍》，亦言：“朱文公作《张忠献公行状》，一出南轩之笔，不过题官位姓名而已。后考事实，始悔昔年不加审核，然已无及”云云。然则考史者遇事当从多方面考究，不可只凭一面之词矣。张魏公浚，谥忠献，子栻，号南轩，字敬夫，避讳作钦夫。赵忠简鼎。陈君举傅良。《光尧实录》即《高宗实录》。

唐僖宗乾符六年，以定州已来制置使王处存为义武节度使，雁门关已来制置使康传圭为河东节度使。

注曰：《四朝志》，宣宗大中五年，以白敏中充招讨党项行营都统制置等使。制置使之名始此。宋朝初不常置，掌经画边鄙军旅之事。政和中，熙秦用兵，以内侍童贯为之。迄南渡之后，江、淮、荆、蜀，皆置制置使，其任重矣。（二五三）

《宋史·宦者传》，童贯曾为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。南渡以后，有四川制置使，治成都，移治利州，又移治重庆。又有江淮制置使，治建康。后两淮别立制府，遂称沿江制置使。淮东制置治楚州，移治扬州；淮西制置治庐州。又有荆湖制置使，治江陵，移治襄阳，又称京湖制置，盖合京西湖北为一路。此南宋制置使之大略也。语详《十驾斋养新录》八。

唐昭宗景福二年，市人又邀崔昭纬、郑延昌肩舆诉之。

注曰：旧制，朝臣入朝皆乘马。宋建炎播迁，以扬州街路滑，始许朝士乘擔子。观此，则唐末宰相亦有乘肩舆者矣。（二五九）

建炎播迁，始许朝士乘擔子，事见《却扫编》下及《朝野杂记》甲集三，《爱日斋丛钞》一考之尤详。《十驾斋养新录》十六，谓“杨诚斋诗喜用轿字，而诗家罕用之”，是也；谓“轿子始于宋时”，则其说殊非。据《汉书·严助传》载淮南王谏伐闽越书，已有“舆轿而隃领”之言，是汉时岭表早有轿子；据此条则唐时宰相已乘肩舆，何谓轿子始于宋！竹汀偶失检耳。《陔馀丛考》廿七、《癸巳类稿》十四，均有专条论之。

唐昭宗乾宁三年，淮南兵与镇海兵战于皇天荡。

注曰：大江过昇州界，浸以深广，自老鹳觜渡白沙，横阔三十馀里，俗呼为皇天荡。是时淮南兵既败浙兵于皇天荡，遂围苏州，则非前所言皇天荡矣。宋熙宁三年，崑山人郏亶上疏言水利，谓长洲县界有长荡黄天荡，其水上承湖，下通海，正淮浙兵战处也。（二六〇）

《朝野杂记》甲集十九，言：“建炎末，金兵犯江浙。兀术焚临安而去，韩忠武要之于黄天荡，相持四十有八日，兀术自建康潜凿小河而遁。是役也，兀术几不得免，自是不复过江。”《宋史·韩世忠传》略同。《金史·宗弼（即兀术）传》，则言：“宗弼自镇江泝流西上，世忠袭之，将至黄天荡，宗弼因老鹳河故道开三十里，通秦淮，一日一夜而成，乃得至江宁，渡江而北。”身之注《鉴》至此，谓此为别一皇天荡，而非韩、兀相持之地也。二百六十七卷注同。

唐昭宗光化二年，战于洞涡。

注曰：洞涡水出沾县北山，东流，南屈过受阳县故城东，西过榆次县南，此据《水经注》也。魏收《地形志》：“洞涡水一出木瓜岭，一出沾岭，一出大廉山，一出原过祠下，五水合流，故曰同过。”后语转为“洞涡”。按高欢建大丞相府于晋阳，魏收已策名霸府。齐受魏禅，以晋阳为别都，魏收多从其主往来晋阳宫，宜知地名之的。（二六一）

考地理贵实践，以信魏收之实践也。

後梁太祖开平二年，晋王命立其子晋州刺史存勖为嗣。《考异》不信《五代史阙文》武皇临薨以三矢付庄宗之说，曰：按《薛史·契丹传》，庄宗初嗣位，亦遣使告哀于契丹。广本，刘守光为守文所攻，晋王遣将部兵五千救之。然则庄宗未与契丹及守光为仇也。此盖后人因庄宗成功，撰此事以夸其英武耳。

注曰：余按晋王实怨燕与契丹，垂没以属庄宗，容有此理。庄宗之告哀于阿保机，与遣兵救刘守光，此兵法所谓“将欲取之，必固与之”也，其心岂忘父之治命哉！观后来之事可见已。（二六六）

同一事也，身之与温公观察不同。温公以为因有後事乃伪造前事；身之则正因其後事而信其前事。温公当平世，故主于息事；身之当乱世，故不主忘仇。乾隆中姚範读《欧史·伶官传论》，谓：“晁公武论吴缜《五代史纂误》云：'《通鉴考异》证《欧史》差误，如庄宗还三矢之类甚众。今缜书皆不及，惟证其字之脱错而已。’余检《通鉴考异》无其文，盖《考异》有全书，而今附注于《通鉴》下者或芟略之也。”语见《援鹑堂笔记》卅四。庄宗还三矢事，《欧史》采自《五代史阙文》，《通鉴考异》所驳者亦《五代史阙文》，而非《欧史》。晁氏语未考，姚氏语更未考。盖前辈得书难，姚氏既未细检《胡注》，又未尝见《考异》全书，故有此误，附正于此。

後梁均王贞明四年，吴内外马步都军使、昌化节度使、同平章事徐知训，威武节度使、知抚州李德诚。

注曰：案欧公之时，去五代未远，十国僭伪，自相署置，其当时节镇之名，已无所考，况欲考之于二三百年之后乎！今台州有鲁洵作杜雄墓碑，云：“唐僖宗光启三年，陞台州为德化军。”洵乃雄吏，时为德化军判官者也。又嘉定中黄岩县永宁江有泅于水者，拾一铜印，其文曰：“台州德化军行营朱记。”宋太祖乾德元年，钱昱以德化军节度使、本路安抚使，兼知台州。台州小郡，犹置节度，其它州郡从可知矣。吴之昌化、威武，盖亦置之境内属城，但不可得而考其地耳。（二七〇）

胡注考证，以书证为多，理证次之，用物证者殊少。此条以新出土之金石证史，所谓物证也。

後晋高祖天福二年，应州马军都指挥使金城郭崇威，亦耻臣契丹，挺身南归。

注曰：《匈奴须知》云：“应州东至幽州八百五十里，金城县东北至朔州八百里。”如《须知》所云，应州与金城县，似为两处。南北风马牛不相及，未能审其是，又当从涉其地者问之。（二八一）

考证不徒据书本，身之盖屡言之。时南北初统一，有涉其地之可能，故注及焉。

後汉高祖天福十二年，契丹主幽太后于阿保机墓。

注曰：胡峤《入辽录》曰：“兀欲囚述律后于扑马山，又行三日，始至西楼。”《欧史》曰：“契丹于阿保机墓置祖州。”《匈奴须知》：“祖州东至上京五十里，上京，西楼也。”今并录之，若其地名之同异，道里之远近，必亲历然後能审其是。（二八七）

胡峤书，《欧史》引作《陷虏记》，《宋史·艺文志》同。此作《入辽录》者，南宋新亡，“陷虏”二字有所忌耳，故亦作《入辽记》。

後周太祖显德元年，以枢密直学士工部侍郎长山景範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、判三司。

注曰：景姓也。《姓苑》云：“齐景公之後。”余姑以春秋时言之，晋、宋皆有景公，何独齐哉！（二九二）

後周世宗显德二年，供奉官齐藏珍，赍诏书责之。

注曰：《风俗通》云：“凡氏之兴九事，氏于国者，齐、鲁、宋、卫是也。”余按《左传》卫有大夫齐氏，此岂氏于国乎！（二九二）

凡姓氏书溯姓氏之所自出，多不可信，《胡注》恒辨之。《表微》始欲立《氏族篇》，以其辨不胜辨也，故删存一二条以示例。颜师古注《汉书·眭弘传》曰：“私谱之文，家自为说，苟引先贤，妄相假讬，宁足据乎！”《容斋四笔》九，亦言“姓氏之书，大抵多谬。唐贞观氏族志已亡，《元和姓纂》诞妄最多，国朝修《姓源韵谱》，尤为可笑”云云。则氏族之学亦难言矣。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八，“姓源韵谱”条言：“古者赐姓别之，黄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是也；後世赐姓合之，汉高帝命娄敬、项伯为刘氏是也。惟其别之也则离析，故古者论姓氏，推其本同；惟其合之也则乱，故后世论姓氏，识其本异。自五胡乱华，百宗荡析，夷夏之裔与夫冠冕舆臺之子孙，混为一区，不可遽知，此周齐以来谱牒之学所以贵于世也。”直斋之论如此，然今又与直斋之时异矣。昔之言氏族者利言其别，所以严夷夏之防；今之言氏族者利言其合，然后见中华之广。固不必穿凿傅会，各求其所自出也。

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，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，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，请点击举报。